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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好故事本不該是這個時代該討論的事

講好故事本不該是這個時代該討論的事

大眾對於電影的分歧很古怪,不是在傳統的「商業」與「藝術」間做取捨,而是在電影劇情相較於其他元素重不重要間互相博弈。由於我實在無法理解這樣怪誕的討論出現,所以我選擇暫時相信這些討論被引起背後有其他原因。至少不能代表大眾。否則這太愚蠢了。

什麼是電影的其他元素?為了避免過於專業,我專門去看了豆瓣上人們的討論,發現他們討論的核心,是演員(或由演員引申出的風格、內涵、某某主義以及被演員綁架的導演)、畫風(動漫)、配樂、能否只引起感官刺激、是否符合某種正確……綜上,與劇情的對立。參考他們的辯護,劇情的作用要不是服務演員,要不就是尚可。注意「尚可」一詞,這里並不是指劇情的優劣程度,而是對劇情劣質的模糊態度。似乎一部電影,只要故事有頭有尾,其餘的「美」或「爽」即可。

當然如果對標一些好萊塢科幻或戰爭片,似乎一些廣受好評的電影劇情也很老套,但這是有時間差的。就像戀愛,起初都很熱烈,中間都會疲軟,如果到最後還是如法炮製,那就只能慘淡收場。當然,如果真的能保持最初的熱忱,即便路數一致,也會有人捧場。《壯志凌雲2》就很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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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片的阿喀琉斯之踵就在於它難以保鮮,套路紅利終有用盡時,就需要新的活力來填補。但這並不意味著類型片的劇情就很寡淡。故事很重要,演員要為其負責,不能本末倒置。一個正常的電影工業並不需要演員的帶動,一部正常的電影宣發也不全依靠某個演員的關注度。無論電影是否精良,它都是一項偉大的創作。

在太原《獨行月球》的首映禮上,一個編導老師看到電影最後對全體電影人的致敬時喜極而泣,足以說明我們對電影人狹隘的關注。電影不只有演員,不只有外貌出眾的演員。他們與剩下的電影人一樣,僅僅是這部電影創作的一員,各司其職罷了。當然演員獲得更多的關注也是不可避免的,如何把握度數,就是觀眾的事情了。

而至於人們對於劇情劣質的模糊態度,是一個不響的警鍾。我並不想言辭激烈地批判,因為在這背後,我看到了一種祈求——對某種優質是否該被放棄的掙扎。人們鼓勵得越多,寒意越盛。因為講故事,或講好故事,本不該是這個時代人們該討論的事,哪怕要討論,也不該是對劣質故事的同情——即便有些社達①傾向,但如果時間前進與創作進步是正向的,哪怕僅是藕絲般相連,也不該停留這層探討。甚至是一種倒退,從敘述角度來看,這種倒退是可怖的。我已不知是退到石器時代的哪個階段了。

我偶然讀到一段關於論證中國文學落後於世的文字,具體話語記不清了,大致意思為,中國文學發展到現在還停留在講故事的階段,而世界文學已經發展到波拉波拉(語氣詞)的階段。其中的原因很復雜,源頭要從胡適講起,還牽扯很多避諱的話題,難以簡述。但這個觀點很有意思,因為把文學換成電影,反而更合適,且更簡單。文學尚有一個借鑒的過程,但電影只是學習或模仿再創作的過程。在世界電影中,很早就有人在進行電影的「去故事化」,或是一種隱性的電影敘事,將故事藏在河道,不漂浮水面,不陷於泥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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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森斯坦就寫過提名為《打倒情節和故事》的文章,發表於1924年,距離盧米埃爾兄弟發明電影僅僅過去29年。不僅如此,一些人們或多或少都聽說的概念,「詩電影」、「散文電影」、「實驗電影」等等,都與傳統的劇情片並不一樣。或是文藝片——即便是文藝片,除去畢贛等少數導演嘗試的電影詩化,大多數文藝片導演並不願意與劇情對立。土壤很重要。若一片土地只埋下柑橘的種子,無論土壤間差異有多大,它都只能種出柑橘。文學就好比種子,電影就好比果實。只會講故事的文字只能催生只會講故事的影像。

這並非指有什麼樣的文字就有什麼樣的電影,而是一種文化傳統,除非有人能完全割裂於這種文化傳統之外,否則一切的後來者都是在「模仿」。但文化傳統並不是真理(或規律)。按照王小波的說法,現代小說與古典小說的區別就像汽車和馬車的區別一樣大,這就是站在藝術發展規律的角度的判斷,至於「傳統」,如果一定要說它的合理性,那就在於我們從未用心地浸泡在「傳統」的藥浴中,那些最精闢的文脈,孔子、朱子、王陽明,我們從未仔細研讀過,也從未發現其中大膽的反叛與革新。文化被形式分走大半,只留給思想一席之地,還被簡化成彈丸。現代文明從人們出生開始就進行侵略,但相較於西方,我們更脆弱。學西方從未學到本質,念舊又覺得老套,思想解放只是部分知識分子的解放,從未徹底的自上而下……歸根結底,「傳統」宛如垂死老人,時間正吞噬著他,而我們無力且自負,試圖採用極端的醫療手段暫緩他的離去,但只是杯水車薪,治標不治本。而規律是相通的,現代小說的一大特徵在於作者不只是情節的建造者,還是感官享受(刺激)、韻律恰到、思想凝練等外在感受的創造者。電影也是一樣。

阿彼察邦與河瀨直美的電影會讓人浮想至東南亞的美與神秘;《鈦》會讓人產生不適感;沃霍爾主張電影觀眾與電影內容一同互動來達到某種精神的愉悅,與波瓦的「被壓迫者劇場」②有些類似。換言之,世界電影正在尋求一種超越劇情的可能。其中一種可能從1927年10月13日開始,依舊是愛森斯坦——他希望將《資本論》拍成一部電影,當時他正在拍《十月》,並希望這兩部電影可以構建他的「電影辯證法」。「《十月》代表一種新的電影作品形式,即關於構成《十月》全部主題系列的散文集」,從這時起,散文(essay)與電影(film)捆綁在了一起。他並不希望自己的電影被看作是正常的電影,而是希望它們可以被視為一種「散文」的作品。即便他從未真正意義上拍過一部散文電影,可先驅者總是偉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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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是一種復雜的文體。在語言學中,散文的動詞形式(essay)意味著要分析(assay)、權重(weigh)、嘗試(attempt)。而它與拉丁語的ex-agere而、詞根agens相關,有代理人(human agency)的意思,所以它不僅僅代表一種開放且勇敢的批判,還無法脫離人的主體控制。散文的重心不是敘事,至少著重於思想。「它(散文)的武器是幽默、反語、諷刺、悖論;它的氣氛是矛盾、以及對立面的互相碰撞。」③

在法國,人們通常將藝術院線稱為「art et essai」(藝術與散文),足以可見散文在電影中奇妙的地位。但由於散文電影同散文一樣難以捉摸,人們很難為此下一個准確定義。唯一肯定的是,不能將所有的實驗電影、非商業片統統歸結到散文電影中,這樣就失去討論的必要,也失去了發展的可能。在其數種定義中,迪迪耶·庫羅④最為精妙——「思想的詩學(poétique de la pensée)與電影精神圈⑤(noospère filmique)」,這種比喻軟化了散文電影本身的鋒利,也能一目瞭然地直視其藝術價值的風貌。

還有一種可能是詩電影。詩是所有文字藝術的頂峰,因為它美而極簡。詩歌注重享受,在潛移默化間將它所蘊藏的龐雜的哲思浩力注入讀者乾涸的思想中,而詩電影則繼承了這一點,畢贛的模仿對象塔可夫斯基曾說,「應當向詩學習如何只用少許手段,少許詞句就表達出大量的情緒內容。」詩人之子幾乎將詩電影發展至盡頭。畫面與語言帶來的雙重愉悅,音樂與音響的點綴,猶如曠野中的閃星,花海中的清香,將人包裹其中。詩電影並不避諱劇情,但它將劇情巧妙地隱退,僅起到「流暢」的作用,在時間上不間斷,因而使用大量長鏡頭。這是一種劇情的發展,是建立在電影人講好劇情,觀眾能分辨劇情的基礎上進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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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無論是詩電影還是散文電影,都是一種「傳統」的重生、「理論」的新用。是漫長的積淀,從荷馬與柏拉圖開始。電影發展的迅速也就變得很合理,從它被發明不過三十年,新的電影理論就開始挑戰傳統觀念,並且很穩當地上路,一直到現在。或許能解釋另一個問題,就是為什麼現代藝術總會讓我們大吃一驚,不可接受。都是因為文化隔閡的原因嗎?我不敢苟同。如果發展的規律是普世的,那麼我們究竟驚訝的是什麼?

我想起自己上藝考班時老師的第一句話,「電影的核心就是講好故事!」然後就是不斷的故事寫作。我倒是認同這個做法,但不全認同這個觀點。若把「核心」改成「基礎」,或許人們才能認識電影——即便當下我不抱希望。

by 佐也.

注釋

  • 即社會達爾文主義。
  • 在《被壓迫者劇場》一書中,波瓦宣稱所有劇場都必然是政治性的,因為人類一切活動都是政治性的,而劇場是其中之一。波瓦的「被壓迫者劇場」理論,為教育劇場工作者提供了新元素。「被壓迫者劇場」朝向社會改造的第三世界劇場,「劇場是革命的預演」以劇場作為革命的武器,作為讓民眾相互溝通表達意念的工具,企圖打破演員和觀眾之間的隔閡,在民眾間傳達強烈的社會覺醒意識。民眾劇場強調將觀眾變成演員(spect-actor),最後成果的呈現是否具有前面所提的藝術性,並不是重點,而是對話的過程。
  • 引用自Nora M. Alter(天普大學電影與媒介藝術教授)的文章《將散文轉移為電影和裝置》。
  • 法國批評家。
  • 「精神圈」是與生物學中「生物圈」相對的概念,法國神學家德日進這樣解釋「精神圈」:「構成了一個封閉系統,在那里頭,每一個單位看的、想的、希望的、受苦的都是同一時刻下的同樣東西。而今而後,我們要看到一種諧和的意識總體,等於一種超意識。」
  • 來源:機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