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話 淮水東南第一州
這篇文章里不太有人物故事，所以可能讀起來稍微平淡無聊些了。
《西遊記》小說中留下了許多能夠說明作者可能出身淮揚，或與淮揚地區有密切聯系的痕跡。之前講過，《西遊記》中有許多江淮一帶的方言，唐僧師徒一路上吃的素宴上也有頗多明清時期里下河一帶特產，如「蒲根菜」、「菰米糊」、「辣煼煼湯水粉條長（辣湯）」等等，足以說明《西遊記》小說作者的出身。
而目前《西遊記》小說作者的第一候選人吳承恩，就生在淮安府山陽縣，這個在明代可以稱為淮揚核心的城市。透過如今留存下來的大量地方志、鄉人藝文、筆記小說等等資料，我們可以看到明代嘉靖、萬歷時期淮安的輪廓，並藉此窺得當時淮揚地區的整體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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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代交通運輸尚不發達的年代，扼守要道的樞紐城市往往會成長為一方經濟中心。淮安正是這樣一個占盡了地利的商業城市。淮安府治所在的山陽縣坐落在京杭大運河中游，更有黃河、淮河在此交匯，於是全國南來北往的貨物在這里集散，四方商賈也雲集於此。淮安的政治地位甚至也因為它的地理位置而得到提高——淮安在漕運上是如此重要，所以漕運總督衙門和兩淮都轉運鹽使司也設立在這，使得坐落在蘇北的淮安府成為了與南直隸省會應天府同等地位的政治中心。
（明代淮揚一帶地圖，引自譚其驤等編《中國歷史地圖集》）
在淮安大大小小的生意中，有一門特別重要：販鹽。淮安府沿海一片地勢平坦、灘塗廣闊，自春秋起就是海鹽的重要生產地；如今當地還有許多帶「場」、「灶」的地名，反映了這些鄉鎮曾從事煮鹽活動的歷史。明初時，政府為了鞏固邊防，特意規定讓鹽商到邊境開墾田地供給糧食，用優惠的價格換取鹽引（販鹽的憑證），再持鹽引到鹽場換鹽。如此，在鹽商的活動下，兩淮地區生產的鹽便隨著運河通行南北，流向全國。
到了明代中葉，戶部尚書葉淇推動鹽法改革，使得淮安的鹽業更加興旺。原來，政府認為商人享受的優惠讓國家吃了虧，於是提高了鹽引價格。作為交換，又允許商人直接去都轉運鹽使司的駐地交錢買鹽引，如此暫緩國庫的虧空。這個變化對淮商來說絕對是重大利好，而許多徽商、晉商也來到淮安販鹽，並在此定居，也帶動了其他貨物的貿易和相關的商業交易；後來掌握淮安商業命脈的也是這群僑居淮安的徽商、晉商。推動改革的葉淇正是淮安人（他也是吳承恩妻子的曾祖父），所以很難說此次變法有沒有抱著私心。然而，國庫是充實了，邊防卻因此遭到了破壞：原先在邊境活動的商人（主要是晉商）紛紛南下，之前開墾的田地也被廢棄，邊境糧價飆升。這樣一來，邊防的糧食儲備就不可能充足，邊軍戰鬥力也大幅下降，埋下了深遠的禍患。
說回淮安。可以看到，不論官員們在奏摺中講了如何冠冕堂皇的話避嫌，淮安商人與官僚的密切結合都是事實。這種情況也不限於淮安，在整個淮揚地區都算普遍。像吳承恩這樣出身商人家庭卻業儒、並與官員家庭聯姻的人不在少數。吳承恩的幾位好友基本也同他有著類似的家庭背景：沈坤的父親沈煒年輕時也曾跑到江南做長途販運；交好的後輩丁士美（後來也考中了狀元！吳承恩的狀元朋友真是太多了）的父親也靠著經商補貼家用；李春芳雖然是隔壁揚州府興化縣人，家里也不富裕，但他的祖父、父親也是小商人。這些商人的兒子們，通過考取功名、經營仕途，也為自己的父親掙得封贈，讓他們得以躋身上層官員的交流圈。
在用經濟實力說話的淮揚，商人們的地位並不算低，但最好家里還是能有個入編制的人，畢竟做鹽、茶這種大生意還是需要官場中人的助力。所以在淮安，商人們對子代的教育非常重視，紛紛延請有名文士來自己府上坐館當家教，家貧的文人們也樂得來淮安一邊掙錢、一邊積累人脈，這在一定程度上也促進了淮揚文風的盛行。
李春芳就是來淮務工文人中的一員，正是因為來淮安（可能就是在張侃家）坐館，他才與吳承恩、沈坤、張侃等人相識相知。他不僅在淮安打工，也常去揚州商人家坐館，於是可能就在那時搭上了一位叫作郝理的揚州巨富。他們的關系一直維持得相當之好，郝理的兒子與李春芳同年考中進士，發達後的李春芳也曾寄信給郝理訴說思鄉之情，「秋杪當作歸計，比得與懷堂兄（李春芳的發小）共醉芙蓉仙莊尋舊盟也，幸為我掃榻以俟。」（《貽安堂集》卷十《答郝封翁》）
這位郝理人生也非常傳奇，是進了地方志的人物。他出身北京錦衣衛籍，但從小家貧，與母親相依為命。他後來跟著叔叔到揚州做生意，二十年間竟起富巨萬，此後便轉型成了當地的慈善家。在子孫的教育上，郝理並不滿足於只請淮揚當地文士來家坐館，他還會發掘全國各地的貧困文人，可能這對他來說也是一種做慈善吧。嘉靖三十七年，他致信寧波知府，請了寧波鄞縣的窮書生余有丁來揚州為他的孫子當家教。郝理非常滿意余有丁的表現，甚至資助他入太學、進京參加鄉試。余有丁考運不錯，嘉靖四十年順天鄉試首考即中，次年更是在殿試中一舉拿下探花，與他同榜的狀元、榜眼分別是後來成為首輔的申時行、王錫爵，他自己也在萬歷年間入閣。（余有丁和申時行、王錫爵是一起被關過翰林院小黑屋的交情，這個後續有機會再講）對於自己的貴人，余有丁自然是感恩戴德，在郝理去世後還為他親自寫行狀，也沒少扶持他的子孫們。這樣的事情多了，淮揚商人和文人、官員之間的關系也越來越不可分割了。
漸漸地，淮安的娛樂業也興旺起來。起家於漕運的商業城市淮安與蘇州、松江（現在的上海）等等江南城市有一個根本性的不同：江南地方的商業繁榮往往依託於當地繅絲、織布等手工業的發達，而淮安卻很少發展這些產業。事實上，明清時期許多淮安地方官效仿江南城市，試圖在淮上推廣桑樹、棉花的種植，然而不論是作物還是生產模式卻總是水土不服，最終還是作罷。於是造成了這樣一個局面：淮安的農民、手工業者相對不多，但商人、文士卻雲集於此，或願一擲千金，或願一醉方休，或願在此地暫住時找個溫柔鄉，顯得格外混亂喧囂。各種賭場、酒樓、風俗場所便應運而生，這又引來了三教九流各色人等，讓淮安變成了一座消費主義盛行的、熱鬧嘈雜的城市。吳承恩青年時「迂疏漫浪」的生活習氣應當也與淮安的整體風尚脫不了干係。楚山淮水之間自古出俠士，人們重意氣、重然諾、愛憎分明，城市中的人際情感又格外地鮮活。也因此，淮揚一帶也是許多明清世情小說故事發生的舞台。有說法稱，與《西遊記》差不多同時流行於市面的《金瓶梅》雖將故事發生地設定在「山東清河縣」，但小說中的那座城市原型就是淮安或揚州。
然而，對於城外的普通農民來說，上面的這些享樂生活都幾乎是遙不可及的。商人、官員結合得越緊密，對農民的盤剝就更嚴酷、更難以逃脫。天啟《淮安府志》中稱：「民多窮徙。歲豐則償稱貸不足，租稅從而迫之，稼甫登場，室已懸罄。蓋膏沃之畝，多入富豪之室；蓋□藏之積，率充子錢之家。此務農作苦，無怪逐末之多耳。」這揭露了淮安商業發達的另一個不那麼光彩的原因：是農民不想種地嗎？是被逼得種不了田，只能來往周邊縣市做生意，或是進入城市賣苦力打短工餬口啊。好田地都被地主們並去了，農民本就得不到好收成，甚至每年還要面對官府花樣百出的稅收，將每年收糧的大頭捐出去；若是青黃不接時不幸借了哪家商人的高利貸，春耕前還要被逼債。因此，農民常常被逼遠走他鄉，而他們的外流也成了淮安的嚴重問題。從正德七年到萬歷元年，盡管淮安商業、文化大舉發展，淮安人口卻始終穩定減少，這正是農民大量外流逃荒導致的。吳承恩的同鄉前輩、官至禮部右侍郎的蔡昂在《淮陰曲》中描述了農民無以維生、但農田又無人耕作的景象：「邇來寂寞居人少，韓侯城下生春草。力盡難供官長求，大室將焚無宿鳥。老人向我分明語，地有官倉誰適主。積粟翻為腐鼠謀，當塗又見橫豺虎。」此外，嘉靖年間倭寇頻繁進犯，沿海一路燒殺搶掠，百姓更是無法安居。
讓農民的辛苦生活更加雪上加霜的是頻繁的自然災害。瀕臨黃、淮，水系發達，對於商業貿易的發展是祝福，但對於農耕來說卻是詛咒。黃河中下游地勢平坦，這使得本就積淤泥沙成為懸河黃河河道常常在廣闊的平原上來回擺動。明代中葉後，黃河全流奪淮，每次黃、淮並漲時，由於黃河水流更強，淮水總是被逼至淮安、泗州之間的窪地，於是洪澤湖的面積被大大擴展，甚至與淮水連成一片。黃河又攜帶大量泥沙灌入洪澤湖，不斷抬高湖底，高家堰（洪澤湖大堤）也隨之越修越高。當時就有民諺雲，「倒了高家堰，淮揚二府不見面」，洪澤湖蓄積的大量湖水成為了懸在淮揚一帶農民頭頂的利劍。此外，淮安還位於魯南地區沂水、沭河等河流下游，更是加劇了水患的復雜程度。而明政府為了保證鳳陽祖陵的安全和大運河的暢通，只得「犧牲」里下河七州縣，採用蓄清刷黃、借黃濟運等措施，使里下河地區成為了淮河、運河的「泄洪區」。一旦河水泛濫，由於地勢低窪，漫漶大水往往數年不退，而河流枯竭時旱情又格外嚴重，給當地百姓的生活造成了極大威脅。正德十四年，淮安因水旱為災，出現了人相食的情況；這時正德皇帝正在南巡，不知他是否目睹這一慘狀，若見到此景，又是作何感想？
水旱災害和瘟疫、蝗災又常常相伴而來。正德十五年到嘉靖三年漫長的水旱災害之後，是蔓延江淮二十七個府州縣的大瘟疫。雖有官府救治，但只是杯水車薪。當時廬州知府龍誥在《請蠲賑疏》中寫道：「鄉市人家，不問官民老少，悉皆傳染，雖蒙本府分役差官握門問疾，逐村施藥，既給之薑茶，又販以食米，奈何藥不勝病，人莫勝天，愈治癒病，愈病癒死。」 最終釀成了「父子相食，道殣相望，臭彌千里」的慘狀（《明史·五行志》）。江淮地區是南北要沖、貿易發達，人群熙攘往來，因此瘟疫在江淮地區一旦爆發，往往就會出現大流行。蝗災雖然對社會經濟造成的危害不如水旱災害和瘟疫嚴重，但因為破壞作物，對農民的影響是直接而巨大的。洪澤湖窪地、里下河平原等處是蝗蟲生長的適宜區，又因為水患、農民棄耕出現了大量荒地，一旦條件適宜，便有大量蝗蟲滋生。嘉靖六年至嘉靖二十年是蝗災嚴重的時期，不止一處州縣的地方志記載了「飛蝗蔽天，積地厚數寸，禾稼不登」的景象（嘉慶《高郵州志》）。
被自然災害侵擾是嘉靖、萬歷年間江淮地區的常態。由於當時還不能科學地解釋它們，每一個在此成長、生活的人心底里都抱有對災害的恐懼和敬畏，不論他是腰纏萬貫的商人，還是家徒四壁的農民。江淮一帶與治理災害相關的信仰和傳說也由此發展，淮安城里用來祈雨的龍王廟、安撫蝗神的八蠟廟等廟宇總是香火旺盛，當地百姓也經常有崇拜都天瘟神的迎神賽會活動。而淮河一帶最具地方特色的治水神話，則是無支祁的傳說。
無支祁的具體形象最早出現在《太平廣記》所引唐代李公佐的傳奇小說《李湯》中。其中李公佐寫了一段假託《古岳瀆經》的文字，描述了大禹降服淮水神無支祁的故事：
傳說中，淮河水神無支祁是一種猿猴形狀的妖神，能口吐人言，力大無窮又輕捷靈巧。禹派出庚辰制服了它，將它鎖在淮陰龜山下，於是淮水才得以平定。雖然無支祁傳說的文本最早見於傳奇小說，但它應當並非李公佐的文學創作，而可能是一個經過再加工的地方傳說，因為唐代李肇的《國史補》中也提到了無支祁，並稱是出自《山海經》（雖然《山海經》中並無相關記載）。宋代時無支祁傳說似乎已經很普及，蘇軾的《濠州七絕·塗山詩》就將其作為典故入詩：「川鎖支祁水尚渾，地理汪罔骨應存。樵蘇已入黃能廟，烏鵲猶朝禹會村。」
可能是因為無支祁叫著有些拗口，它的名字在民間傳說的演化中逐漸跑偏。因為無、母兩字古音相近，無支祁也被叫做母支祁（《呂氏春秋》中有獸「岐母」，不知道是否也與無支祁有關），又逐漸被民間稱作「水母」；因「母」字產生的聯想，又有了「水母娘娘」的叫法。不知道是與什麼傳說融合了，到宋代降服無支祁的不再是大禹，而是唐代高僧僧伽；到元代陶宗儀的《輟耕錄》中，僧伽已經被稱作「泗州大聖」，民間傳說泗州塔下正是「泗州大聖鎖水母處」；後來又說僧伽是觀音化身，於是也有了觀音鎖水母的說法。「大聖降水母」也衍生出小說、雜劇、變相（一種講述佛教故事的連環畫），也有許多畫家樂於動筆演繹這個故事。吳承恩的友人朱曰藩就曾為當時藏於姚家的一幅宋代《大聖降水母圖》作跋。明代時，由於淮水泛濫，對無支祁的供奉也開始興起。嘉靖年間，民間人士在龜山上建起了一座淮瀆廟，雖然官方不肯承認，但其中供奉的淮水之神正是無支祁。
無支祁的故事不免讓人產生聯想——這個設定看上去有點像孫悟空啊！確實，許多研究《西遊記》的學者都認為它是孫悟空的原型之一。無支祁傳說在不斷演化中也的確和西遊記扯上了關系，不過嚴格來說無支祁在那些西遊故事中對應的角色並不是孫悟空，因為到元明時期它已經被定性成了「女性」。元代楊景賢《西遊記》雜劇中，孫行者稱「巫枝祇聖母」是自己的二姐；明人雜劇《二郎神鎖齊天大聖》中，猢猻精齊天大聖稱「龜山水母」是自己的姐姐。《西遊記》小說中也能看到水母的身影：第六十六回里，孫悟空因遇黃眉怪而前往泗州請救兵時，大聖國師王菩薩也提到自己的徒弟小張太子前不久剛在淮水漫泛之時降服了水猿大聖。
既然孫悟空和水母經常同時出現，那我們就不能說他們是同一人了吧。不過，盡管如此，我們也不能否認孫悟空的形象在演變中或許結合了無支祁身上的某些要素，畢竟那是江淮一帶廣為流傳的故事，西遊故事的創作者耳濡目染，將無支祁融合其中也未可知。
這次我勾勒了西遊記作者家鄉的大致輪廓，希望可以給大家一個作者所處文化區的概念。然而，有一件大事我特意略過了，准備留到下一篇展開講，那就是淮揚地區的抗倭活動。沿海的戰火不僅極大影響了百姓生活，也是朝廷中各方勢力在東南沿海這個舞台上互相拉扯角逐的手段，甚至將吳承恩和他的好友們也捲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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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蘇興《吳承恩譜傳》
《明史·葉淇傳》
萬歷《淮安府志》
天啟《淮安府志》
乾隆《淮安府志》
萬歷《江都縣志》
余有丁《余文敏集》卷十《封奉直大夫刑部員外郎寅樓郝公行狀》
陳詔《故事地點考》
王建革《明代黃淮運交匯區域的水系結構與水環境變化》
荀德麟等編纂，《淮安歷史文化叢書·淮安史略》
張崇旺《明清時期自然災害與江淮地區社會經濟的互動研究》
蕭兵《無支祁哈奴曼孫悟空通考》
題圖：清乾隆《京杭大運河地圖（Map of the Grand Canal from Beijing to the Yangzi River）》淮安府清河縣段，現藏於大都會博物館
來源：機核
